4月11日，“城镇化与城市治理”国际论坛在清华大学主楼接待厅开幕。此次论坛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携手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以及清华大学“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协同创新中心共同承办。论坛上，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与新加坡管理大学校长梅雅诺发表致辞后，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咨委会主席刘太格博士和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做了主题报告，传递了大量新颖、有决策参考价值的调查数据与信息分析。
原标题：中国城镇化影响世界
“城镇化与城市治理”国际论坛：
◎本刊记者 叶晓婷
4月11日，“城镇化与城市治理”国际论坛在清华大学主楼接待厅开幕。此次论坛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携手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以及清华大学“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协同创新中心共同承办。论坛上，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与新加坡管理大学校长梅雅诺发表致辞后，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咨委会主席刘太格博士和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做了主题报告，传递了大量新颖、有决策参考价值的调查数据与信息分析。
被称为“新加坡规划之父”的刘太格，在“城镇化与城市治理”国际论坛上介绍新加坡的城市规划之道。郭小天/摄
影响世界的两件大事之一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经做过这样的判断：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人们21世纪生活的两件大事。”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在开场致辞中表示，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也处于城镇化发展矛盾的高发期，如何在未来几十年里健康地城镇化，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加坡管理大学校长梅雅诺介绍，此次论坛是新加坡管理大学国际论坛系列的一个开端。该论坛系列是一个合作性项目，由新加坡管理大学和中国顶尖大学合作，提供高级别的对话平台，讨论中国发展中遇到的关键性挑战和新机遇，同时借此分享新加坡发展经济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经验。
他说，中国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持续、大规模的城镇化，确定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潜力在推动，并且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2014年3月，中国国务院公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要实现1亿左右农业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未来20年左右，中国社会还将有3亿多农村户籍人口向城市和城镇转移。新政策的实施将会带来住房、交通、社会融合、工作以及贫困等一系列重大挑战和机遇。
新加坡被全世界视为可持续发展城市化的成功典范。近500万人口居住在只有7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个城市国家拥有全亚洲最高的人口密度和低于2%的失业率。梅雅诺教授介绍：“新加坡生活质量指数最佳、社会稳定和谐，但所面临的挑战也日趋明显，如重振经济、人口老龄化、新移民融入、依赖外来劳工等。中新两国都想建设更高质量、更美丽的环境，让人们工作、生活、娱乐更舒心，希望这次论坛能促进双方寻找创新方式，为两国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激发出更多好的思路和可能的解决之道。”
同时，梅雅诺也强调，新加坡是比较小的岛国，比北京顺义区的面积还小，中国的人口规模、地理规模比新加坡大得多，硬件设施也不同，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同时，要注意本地化。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在介绍中国的城镇化现状 郭小天/摄
新加坡也曾脏乱差
被称为“新加坡规划之父”、“花园城市”和“居者有其屋”理念实践者的刘太格博士，做了题为《新加坡：城镇化实验室》的主题报告。刘博士是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咨委会主席，曾担任过新加坡重建局局长与总规划师，还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设施规划评审委员会主席。
刘太格博士在报告中对比了中国城市与新加坡的异同。他说，中新两国的相同点是都有强势的政府，都强调小城镇计划、都有大的政策框架等；不同点是新加坡是单层政府，面积比中国小得多，而且都是城市地区，没有农村。同时，殖民时代留下了一些好的遗产可以利用。
刘太格说，我们当初做城市规划，是经历了长达4年的跨部门商讨，进行了大量调研才开始着手的。新加坡首要考虑的是保护，而后才是发展。我们的规划将新加坡分成各个“小城市块”，使国家成为多个小城市的集合体，而不是“摊大饼”。每个小城市都有自己的经济中心。他将各个城市的存在比喻成“城市银河”，每一座城市犹如银河里的一颗星星，它们独立却又相互依存。
“新加坡虽然是个年轻的国家，但非常重视历史，保留了潮州城等历史建筑；面积虽然很小，但依然能找到森林的踪影，海洋保护做得很好。”刘博士强调说，“每个城市都希望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想想看，其实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是完全相同的，本身就是唯一的。所以注意保护自然资源和历史，就是保留了城市特色。”
刘太格还谈到，过去的新加坡也是落后、贫穷、混乱的，有130万人口住在脏乱差的环境里。所以新加坡在公共住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了减少抱怨，拆迁后注意给居民提供好的公共住房，如今，93%的新加坡人“居者有其屋”，可以说没有无家可归的人。刘太格说：“人们愿意在这里生活，这很重要。在做大规划时，一定要想到让每个人都可以在这儿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
"清华大学中国城镇化调查研究"又发布新成果。根据调查报告，当前获得非农户口的方式仍主要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户籍转变办法，通过升学参军和家属随迁的渠道转成非农户籍的比例仍然占大头。
人多不是管理不好的借口
刘太格最后强调，管理城市领导力是很重要的，要将硬环境与软环境相结合，既要了解人口状况，同时考量地区地理位置特点、建筑特色；要统筹，既要有远大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远，还要考虑现实，看规划是否符合现实和未来发展；重速度还得重质量。在刘太格看来，政府和规划师肩负不同的责任，做规划一定要有人文主义者的胸怀、科学家的头脑和艺术家的眼光。新加坡的规划图从1991年开始做，经过20多年没有大的改动。
“中国的问题更复杂，形势更严峻”，但刘博士指出：“如今新加坡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每平方公里9000人了，我们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经过25年的努力，变成了第一世界国家。人口多不是城市管理不好的借口。中国只要有好的理念和坚持到底的决心，一定也能做好。”
接受清华大学城镇化调查的人中，目前持农业户籍的，约有65.7%的人不愿意转换到非农户籍，只有34.3%的人愿意转非农户籍。
人户分离是中国城镇化隐患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的报告主题为《城镇化与城乡统筹》。据《环境与生活》杂志记者了解，李强教授的报告内容，是在去年10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数据中心发布的“中国城镇化大型入户调查”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又开发出了新的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在此次论坛上，李强从城镇化与户籍问题、城镇化与人口流动、城镇化与就业和大学生毕业生等方面做了分析。
李强介绍，2013年10月发布的中国城镇化大型入户调查数据，曾有一个让很多人觉得难以置信的数据——即中国的户籍城镇化率仅为27.6%。而大家通常认为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0%以上。那么为什么“户籍城镇化率”如此之低呢？原因就是，很多人进城了，户口却还留在原籍。而这种户籍与人员分离的情况如不设法改善，会给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埋下隐患。
李强用翔实的调查数据分析指出，迄今为止，我们仍主要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户籍转变办法，此次调查显示：如果要获得非农户口，升学和参军家属随迁是两大渠道，分别占23.9%和22.6%。加起来占到了一半。过去人们是很希望户口“农转非”的，所谓“吃商品粮”。
然而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调查显示，目前持农业户籍的人，近2/3表示不愿意转为非农户籍，因为涉及经济利益，比如拥有农村户口就可以保留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再加上北上广等大城市和省会城市限制户籍，所以尽管政策上中小城镇的户籍早已放开，但由于就业机会少，流动人口难以产生落户的动力。
清华大学的调查还发现，现在相当多的大学毕业生也不转户籍，而且年龄越小越体现出这种倾向：80后的大学毕业生有30%的人不转户籍，90后的大学毕业生这个数字达到51.9%，不转户口的原因和前边说的相同。而这种户口和人长期脱节、拧巴的情形，使在外就业人口在城市的许多权利得不到保障，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基本上不会再回家乡长期生活，长此以往，“人的城镇化”就是一句空话。
持农业户籍的人不愿意将户口转换为非农户籍有多方面原因。有近一半的人想保留土地。
实际就业率与登记失业率差距较大
李强教授还介绍了当前人口流动及就业状态的调查结果。他说，当前中国的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一样，发生着较为相似的、大规模的区域性流动。各出生组人口流动比例的调查数据显示，80后和90后的流动率分别是36.90%和37.80%，远超60后、70后的17.30%。那么，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中国劳动力的就业情况又如何呢？调查发现，实际的就业（失业）情况，与国家发布的登记失业率有较大差距。
根据调查，以18岁至60岁人口中的就业率来看，就业率最高的是流动中的大学毕业生，但也仅仅达到84%，最低的是城市居民，只有72.9%。李强认为，这个调查显示，实际的失业（待业）率恐大大高于城镇登记失业率。此外李强认为，一些健康的50出头的人早早就不工作了，有的成天在外边跳“街舞”，对社会资源来说也是极大的浪费。所以，创造就业机会是政府和企业的最重要的责任。
会后接受采访时，李强对《环境与生活》杂志记者说，中国人其实是很会做生意的，像小商小贩其实是劳动者在自己创造就业，这个“就业大军”覆盖了多少的家庭？对社会稳定有很大贡献，政府不应该只重视大资本，一来了大资本就把地圈走，让小商小贩失去谋生手段。反过来应该大力扶持小资本、小经营者，给他们创造宽松的就业谋生环境，而不是一有什么事就打压他们。很多国家的城市都尽力给小商小贩谋生的空间，比如有的道路白天用于汽车通行，晚上在规定时间内让摊贩们支起货摊做生意。监管是应该的，但要正向引导扶持，不是简单执法了事。李强表示，没有就业，城镇化就是空谈。
调查结果显示，80～90后的大学毕业生中，处于流动状态的，其就业率比非流动的大学毕业生略高。
城市劳动合同签订率很低
在谈到劳动合同签订率的情况，李强说，从数据看，在所有从事非农的劳动者中，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为37%，这是一个较低的数字。在农村从事非农劳动的人，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更小，仅为22%。不过年轻一代（80后90后）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高于年长一代。
“流动大学毕业生劳动合同签订率相对较高；职高中专教育相对普通高中来说，在劳动力市场中更具优势，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51.8%，比普通高中高出近12个百分点。教育程度越低，劳动合同签订率也越低，可见低端劳动力市场中劳动保障程度之低。”李强说。
李强最后指出，中国有非常现代化的地方，也有非常贫困的地方，而越是贫困的地方，城镇化的程度越低，这就相当于分化成了两个中国：“富裕的中国和贫穷的中国”。这是我国城镇化进程应该重视的国情，应该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而不是继续扩大差距。
从调查结果看，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合同签订率也越高。当前，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中，劳动保障程度较低。
中国公众新闻网摘编：亓淦玉 |
